今天是:
千年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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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2007年7月8日下午

地 点:  九江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孙家洲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                         院长、教授

主讲人:  朱维铮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甘筱青 九江学院院长、教授

孙家洲:

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三位知名的专家教授来做学术报告,报告的中心议题是书院制。首先请到的第一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经学专家、历史学研究专家朱维铮先生。朱先生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书院教育与人文传统》。

朱维铮:书院教育与人文传统

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在中国整个的教育史上举足轻重,而在书院的教育史上当然要涉及到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在中国的著名书院里面经过了相当时期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中国中世纪的书院教育变异的一个表征。平常讨论中世纪的经学史,书院是中国相当特殊的一个体制,开始并不是有计划地建立。它开始的时候,就像白鹿洞书院的起源一样,因为有一些著名的官员和学者呆在某个地方读书,有些人仰慕他,然后跟他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逐渐形成了体制教育。

书院在宋朝的时候开始形成某种体制。白鹿洞书院最初的建立是在宋太宗手里,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印刷术刚刚发明。另外一种教育体制太学与之并立。国立太学的优越性比较明显,太学学生通过考试,较好的就能做官,作为出路。太学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冲击,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王安石提倡新学,凡是太学生,你从初等班升到高级班以后,自然能得到官位,这样,民间的一些书院就没有办法跟它竞争。王安石变法以后,使得白鹿洞书院和其他的一些民间书院受到冲击。又到了南宋宋孝宗时代,朱熹做了南康军的知军,开始重建白鹿洞书院。公元1179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规模有多大资料没有记载,最著名的就是立了一个学规。

对待传统要区别对待,哪些东西要宣传,哪些东西要摒弃,要学会辨别。比如朱熹的孝,他的一些观念我并不怎么赞同,但是他并不盲从上面,很重自己所谓的气节。和则留,不和则去。到朝廷做官,觉得这个官不适合他,或者他的观点皇帝不听,他就辞官。我倒觉得这是我们现代的人要发扬的东西。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等,但他提倡勿以学致训,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学问就是要学要问,要有自己的思考,要学会辨别是非,学了以后你要做,勿以学致训。朱熹的时候是一个好争论的时代。白鹿洞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朱熹与陆九渊的两次接触,第一次接触是鹅湖之会,第二次是朱熹任南康军知军的时候,陆九渊带着他的弟子来到书院进行访问,朱熹请他在书院做了一次演说。白鹿洞现在还留下了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讲义。陆九渊强调德行和个人的修养,他讲的题目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讲的所谓利与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利与义。分辨的原则是是否存有作官的念头,就是说为了得到做官的好处才去做官,这种念头就是利,没有就是义。这是这些知识分子留下的珍贵的遗产。

白鹿洞书院到元朝变成培养科举考试人员的地方。在朱元璋时期,白鹿洞书院中有个山长,南昌人,叫章潢的,对恢复白鹿洞书院并建立新体制有很大的功劳。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南昌住了三年,他与章潢话语相投,章潢曾请利玛窦为白鹿洞学生做过一次讲演。这是第一次请西方人到白鹿洞书院做讲演。利玛窦后来的著作很可能是在白鹿洞与学生辩论的一个结果。

白鹿洞在清朝后衰落了,这与满清入关有很大关联。对书院采取打击的态度,后又采取控制的方式。在乾隆元年恢复了白鹿洞书院,由官府规定对所读的书加以控制。18世纪30年代后至清朝末年,白鹿洞已经丧失了王安石自由讲学的风格,也丧失了朱熹不按官府办学的意志,白鹿洞与官方教育没有区别,也随着官方教育没落。

康有为提倡私学,认为比公学好。青年毛泽东在“五四”后发起过湖南自修大学,在章程中强调,认为书院体制比学校在研究的形式上要好得多。他还曾作过民办学校与官立学校的优劣比较。

晚清主张开放和吸取西方学养的学者大多是从书院出来的,大多学历低。比如龚自珍,因字写得差,思想怪,在科举考试中考了许多年都没有考中。

孙家洲:

谢谢朱先生,今天听了报告,就我个人而言有三点感想:第一点,朱先生的报告是大开大阖,任意驰骋,在貌似散漫的语言表述中却不时有具有个人独特见解的观点崭露其中。第二点,朱先生在身体力行地倡导学术中的良好风尚,在听的过程中朱先生至少提了两点问题,在这里和大家展开讨论,第一个是朱先生对朱熹的评价,第二点是对孝道能否实行的看法。朱先生说得非常明确,这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三个感觉就是朱先生所讲的话涉及到一些有深层内涵的东西,其实是需要做若干注解的。朱先生的报告中有一个人文传统的存在,我个人理解朱先生在这里是要强调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之中也有着反人文的东西。我们在理性地对待祖先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应该秉持一种理性态度。